4月23日，北京市律师协会四层，薛起堂召开了一场关于存量PPP项目的研讨会。这也是北京市律师协会组织、薛起堂召集、主持召开的第三场关于存量PPP项目的研讨会。薛起堂是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同时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智库PPP研究组组长。
如此频繁地召开座谈会，是因为薛起堂认为在PPP进入存量项目的时代，律师会有更多市场机会。
PP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推动十余年。2022年之后，进入PPP新机制阶段，因为大量文件的废止，万亿级存量项目处于无规则可依的阶段。同时，因为地方财政的紧张，导致存量项目出现较多的纠纷问题。
薛起堂说，由于财政部PPP项目管理库取消，缺少相关部门的统一管理，所以PPP存量项目出现很多纠纷，如政府方支付问题、合同纠纷问题等。这些都需要专业的PPP律师介入。
2023年，薛起堂开始广泛地参与存量PPP项目问题的处理，相关业务量大幅增加。
他说：“现在已经出现客户拖欠律师费的情况了。”
机会来临
2023年后，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祝诣茗接触的存量PPP项目多了很多。她说，在PPP发展以咨询公司为主的时候，律师做的都是非诉业务，比如给项目提供法律咨询、投融资设计。现在来接触的客户都是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比如，情势变更导致政府和社会资本无法达成一致；融资出现问题，项目无法继续实施等。
2014年PPP开始发展的时候，深度服务 PPP项目的主要是咨询公司。祝诣茗告诉经济观察报，当时只有重视合规、风险管理的机构或者社会资本才会请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参与项目。
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当时律师参与的主要是PPP合同的编制和审核。基本每一家咨询公司都会合作的一家律所。少部分的律所会担任政府的法律顾问，负责审核咨询公司的报告和社会资本的诉求。
上述咨询公司负责人说，律所的收费也从最开始的能占据咨询费的四分之一，到后来的定额支付，到后来合同模板样式成熟后，律所的参与程度越来越低。
在PPP进入存量时代后，情况开始扭转。
过去的十年中，大量的公共服务以及基建领域投资以PPP模式完成，但同时这一模式也导致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支付义务。明树科技公司根据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信息统计，截至2023年2月，在PPP项目中，政府未来总支出责任共计为14.34万亿元，其中2024年到2033年，全国政府支出责任共计8.31万亿元。仅2024年，PPP项目的政府支出责任就达到8419亿元。
在财政承压，支付能力受限以及实际运营中的一些矛盾暴露后，存量PPP的纠纷逐渐增多，律师的角色开始凸显。
律师的角色
祝诣茗认为，PPP项目纠纷数量激增直接推动了法律服务需求的扩大。这也侧面反映了存量PPP项目履约过程中的问题和风险较多。
针对存量PPP项目，部分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目标面临的巨大鸿沟。比如，地方政府希望社会资本可以降低回报率，希望金融机构能够降低利率，甚至希望能以低价收购社会资本的股份。社会资本则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合同付费。这些也导致双方发生纠纷，需要律师来协调。
祝诣茗认为存量PPP项目纠纷频发的核心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财政压力和履约矛盾；其二，合同设计和执行缺陷。她说，在当前存量PPP项目纠纷频发、解决机制复杂的背景下，律师的作用确实不可或缺，甚至可能成为推动项目健康发展的主流力量。
祝诣茗说，想要解决上述主要矛盾，涉及推动贷款利率、项目收益率、政府支出责任，甚至是交易结构、财务模型等调整的谈判。这使得律师的角色从传统的争议解决扩展至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增加了对律师的需求。专业律师能在存量PPP项目纠纷频发的状态下发挥更大的价值，能够更好地保障委托方的权益。
祝诣茗的客户包括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方，社会资本方略多。在她看来，律师很多时候是在帮社会资本寻求解决的办法，其中最主要是解决资金问题。
祝诣茗表示，由于PPP项目本身的复杂性，涉及的资金体量大、合作期限长，操作起来又涉及投资回报率调整、贷款利率调整、履约管理、绩效考核等等较为专业复杂的程序，一不小心，就会涉嫌违规，而违规又面临整改和影响可行性缺口补助的到位等，律师的参与会使项目少走弯路，能够实现花小钱办大事；再者，PPP项目诉讼案件多呈现先谈后打、边谈边打的趋势，也使得律师不但在诉讼中发挥作用，在谈判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巨大的市场，并不意味着市场中的都是好业务，实际上，一些从业者已经察觉到市场中的风险。
2023年后，薛起堂的相关业务也出现大量增长，“存量项目的法律服务市场最低也是万亿元起”。
“这也就出现一个现象，虽然项目增多炒股炒股配资，业务量增多，但是回款率不如PPP的上升阶段。”薛起堂告诉记者。
薛起堂说，虽然项目增多，业务需求量增加，但是欠费问题也已经出现，甚至在加剧。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和拿不到资金的社会资本也会拖欠律师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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